高敖曹：河北汉人之光（4/5）

最初，高欢刚刚接手六镇镇民，因六镇之众疲弱难战、势力仍然弱小。正是靠着河北豪强的主动接纳，高欢才得以顺利进入河北。

直至韩陵之战时，高欢的兵力仍然远逊尔朱氏，这说明他对六镇镇民的整编仍然不够彻底有效。

前文有讲，高欢对六镇镇民的收复，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诈在内的权术基础上的。因此高欢对六镇镇民的控制力究竟几深，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讨论空间。

起码在邙山之战发生时，六镇镇民或者说其中的代表将领，对高欢是否笃定效忠，就连高欢自己都不能确定。

这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东魏将领彭乐。战争初期，彭乐因为冲得太猛，有人诬告彭乐反叛，高欢居然信了。而彭乐在几乎抓住宇文泰的情况下仍然放走对方，足见上下级的沟通是存在很大问题。

据此言之，高欢之对六镇的掌控，与其说是令行禁止，不如说是拉拢示好。

｛东魏武定四年末，高欢临终前看到儿子高澄忧心忡忡，就问儿子是否担心侯景造反。

高欢说：“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拨扈志，顾我能养，岂为汝驾御也？”

这段话很著名，为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所熟知。

“养”与“被养”，放在东魏具体的历史场景中，高欢显然是被动的，他不能不养。

汉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欢，干涉一下勋贵“掠夺万民”的行为，高欢的回答是：“诸勋人身触锋刃，百死一生，纵其贪鄙，所取处大”。

这则例证，反映了高欢与勋贵之间“养”的具体涵义：高欢纵容勋贵，换取勋贵在武力上的支持。所以，高欢和勋贵之间的关系，在上下级之外，某种程度上带有对等的性质。｝

（引自《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》）

有关高欢对北镇武人的纵容，还有一段他和杜弼之间的对话同样很知名。

弼来，我语尔。天下浊乱，习俗已久。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，黑獭常相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。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，专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。我若急作法网，不相饶借，恐督将尽投黑獭，士子悉奔萧衍，则人物流散，何以为国？尔宜少待，吾不忘之。

这段对话显示出高欢对其政权基础的认识，所谓督将在这语境下就是指的鲜卑、或者说北镇武人，在高欢看来，东魏统治的基础就在于北镇武人和中原士大夫。

在西魏这一心腹大患未除之前，这二者都需要优待笼络。

高欢最后一句“尔宜少待，吾不忘之”，指的是高欢已经决定毕其功于一役，沙苑之战解决西魏的威胁后便认真考虑杜弼的提议。

但很可惜，沙苑之战事与愿违，高欢也已经意识到西魏已经不是一两场战事就能解决的危机，需要做好长久的准备。

536年，高欢之子高澄前往邺都辅政，并在之后主持了一系列打击权贵的反腐工作，常被后世援引解读。

但高澄打击权贵的同时，东魏的外部环境发生基本变化了吗？或者说，高欢此前所言“尔宜少待”的政治环境达成了吗？

没有！非但没有，反而因为沙苑之战的战败变得更加恶劣。

东魏是一个霸府政权，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王朝，一切的政治活动都要围绕军事这一根本目标。

东魏的外部环境既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，高欢所忧虑的边患问题仍然存在，那么高澄的一系列改革、特别是针对晋阳北镇勋贵群体的打压，注定只能虎头蛇尾！

回到渤海高氏的问题上，高欢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北镇武人和中原士大夫，那么高乾兄弟属于这二者吗？

高乾兄弟并不属于传统的世族官僚，说他们是河北地方豪强更加合适，他们兄弟以乡资为基础、以武功为途径，并不同于完全脱离乡土基础的世族中央政治官僚。

公元543年，高乾之弟高仲密据州反叛，投靠西魏，从而引发了东西魏第四场大战的邙山之战。

有关高仲密的背叛原因，有说是qíng • sè事件引起，有说是因为高澄主持的整顿吏治，也有说高仲密本身品德才能低劣等等。